英国拒绝面对福利账单飙升的原因

　　当谈到英国面临的生存危机时，有几个竞争者最令人不安。自由派精英无法控制国家边界——对大多数选民来说，这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失败，可能会引发第二波民粹主义浪潮。15年过去了，生产率的“谜题”仍然让财政部的大脑束手无策，平均工资更接近克拉科夫，而不是加州。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正在缓慢崩溃，因为它的员工和资金都在大量流失。

　　尽管如此，申请残疾津贴的人数激增可能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无声杀手。被宣布病得无法工作的英国人现在已经超过了200万。领取残疾救济金的适龄工作人口比例增加了两倍，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增至目前的6%左右。与20年前的同龄人相比，如今的年轻人申请残疾津贴的可能性是他们的两倍。更普遍的是，经济不活跃的程度高得令人担忧。

　　这种趋势有可能使英国陷入经济厄运循环。随着活跃公民与依赖福利的人的比例下降，随着福利成本失控，英国的增长前景只会变得更加黯淡。因此，英国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再加上它无力建设基础设施来抵消由此导致的人口增长，可能会影响该国的生活水平。更不用说对政治稳定的长期威胁了。只要还有这么多人失业，就不可能在不损害国家经济的情况下，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减少移民。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逆转。领取伤残津贴人数的上升部分反映了英国人的病情确实在加重。新冠肺炎的积压继续让数量惊人的理论上可以治疗的疾病陷入困境。还有证据表明，在糖尿病和肥胖等健康问题上，国民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但另一方面，以精神健康状况不佳为由申请福利的人数激增。例如，自2002年以来，30岁领取残疾津贴的比例翻了一番，这一趋势主要是由心理健康诊断推动的。申请残疾津贴的16岁青少年的比例几乎翻了两番。

　　不用说，严重的精神健康状况可以像任何身体疾病一样瘫痪。英国还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健康次危机。医生和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上升尤其令人担忧。

　　然而，我们的社会是否越来越没有能力区分严重的精神疾病和日常焦虑，这一问题肯定不是荒谬的。因此，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陷阱，即在以精神健康为由声称残疾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有能力工作?

　　焦虑和疾病之间界限的模糊源于美国。我们常常忽略了英国是如何最终吸收了美国最糟糕的病态的——尤其是这种态度，即生活中缓慢蔓延的失望和盲目的冲击应该被视为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福祉的因素，而不是人类状况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这对英国医疗领域的影响尤其令人不安。在依赖抗抑郁药物的人数上，英国现在正追随美国的脚步。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它影响着英国自己的精神健康分类实践标准——基于有限的临床证据，降低了包括多动症在内的几种疾病的诊断门槛，这也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有一种危险是，出于帮助患者的愿望，以及在他们的领域获得更多的专业认可，专家们正在推动日常焦虑的医学化，而很少考虑到被人手不足的全科医生手术粗暴地诊断的风险。

　　然而，正如我们在Covid中看到的那样，审查科学专家可能是一个雷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托利党如此不愿意介入这个问题的原因。

　　英国自身强大的福利游说团体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紧缩战争结束十多年后，这个国家的左翼“同情战士”军队在抨击“残酷”削减福利的“讨厌的政党”保守党方面已经训练有素。任何在解决不良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方法上敢于冒进的政治家，也有被批评的风险。几年前，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每日电讯报》(Telegraph)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暗示，工作可以帮助人们应对抑郁症，他因此受到了诋毁。

　　左派不仅让个别保守党政客，而且让整个政府机器都感到害怕。在上一届保守党会议上，理希?苏纳克(Rishi Sunak)近乎于解决房间里的大象问题，他说:“今天人们的病情是十年前的三倍吗?”不，当然不是，”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最近，唐宁街10号发起了一项加强残疾评估的倡议，据说现在唐宁街10号怯场了。

　　奇怪的是，保守党愿意做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比如无视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将移民送往卢旺达，但却不质疑是否每个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都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而无法工作。任何称职的保守主义者都应该能够自信地反驳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人类不是在逆境中生存了30万年、足智多谋得惊人的物种的一部分，而是本质上脆弱的。

　　更令人费解的是，保守党的红墙选民可能会欢迎诚实的辩论。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社区，那些靠最低工资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住在几代人都没有稳定工作的家庭隔壁，人们在批评现代社会的忧郁脆弱和“不劳而得”文化的兴起时，几乎没有道德上的不安。

　　然而，就目前而言，领取残疾津贴的人数不断上升似乎注定要成为英国最被低估的永久性危机——保守党可悲地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工党似乎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