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劣空气的新战争

　　1912年1月，在纽约市最寒冷的冬天，一栋不同寻常的新公寓大楼在上东区开业。

　　东河之家旨在帮助贫困家庭抵御结核病，这是一种可怕的空气传播疾病，通过将黑暗，不通风的公寓彻底改造。走廊从街道通往宽敞的内部庭院，室外楼梯蜿蜒而上，通往每间公寓。落地窗通向阳台，生病的居民可以在阳台上睡觉。屋顶上有带顶棚的门廊和躺椅，肺结核病人就在上面疗养。

　　“人们相信，这种类型的住宅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治疗早期结核病，而且更大的好处是它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的影响，”亨利·希夫利博士写道，他经营着一家结核病诊所，并提出了这个综合体的想法。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新鲜空气很重要。尽管官员们最初不愿承认冠状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但很快就发现，这种病毒很容易通过室内空气传播。随着疫情的肆虐，专家们开始敦促建筑运营商打开通风系统，并敦促美国人打开窗户。这传递的信息是:通风良好的建筑可能是抵御疾病的堡垒。

　　这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一个多世纪以前，当传染病肆虐美国和欧洲的城市时，公共卫生改革者宣扬良好通风的力量，在纽约、伦敦和大西洋两岸的其他地方，露天住宅、医院和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在上个世纪，社会失去了这种观念。科学进步把病原体变成了可以在个人、生物医学层面上用药物和疫苗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基础设施或社会变革。天际线上满是装有空调的塔楼。能源危机促使工程师们将建筑密封得严严实实。当冠状病毒到来时，美国人在学校、办公室和家里度过了几乎无法呼吸的日子。

　　“所以，一种几乎完全在室内传播的病毒，与我们的建筑基础设施相对抗，我们知道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为健康而设计的，”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健康建筑专家约瑟夫·艾伦(Joseph Allen)说。

　　三年后，许多美国人对清洁空气的健康益处有了新的、来之不易的认识。但一些专家担心，这一教训可能不会持久。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在已经结束，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空气传播的威胁上，比如最近笼罩着许多东部城市的辛辣野火烟雾。考虑到这些发展，我们可能很想再次封锁我们的建筑。

　　专家表示，这将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在一个肯定会带来更多流行病和空气质量危机的时代。他们说，为了更好地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需要避免过去的失误。

　　“遗忘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在美国，”研究设计与健康之间关系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建筑师萨拉·詹森·卡尔(Sara Jensen Carr)说。“我认为我们即将再次忘记新鲜空气的重要性。”

　　在19世纪的这座城市，传染病——肺结核、霍乱、天花、黄热病、伤寒——是无处不在的危险。肮脏的城市环境的许多方面，下水道泛滥，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助长了这些疾病的爆发。但通风不良也是原因之一。

　　在纽约市臭名昭著的廉价公寓里，许多房间没有通向室外的窗户，建筑物有时挤得太紧，以至于一扇打开的窗户几乎吹不进风。地下室的条件尤其糟糕。改善穷人条件协会(Association for improved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在1853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那里肮脏、潮湿、像坟墓一样的空气从来没有被纯净的空气和阳光照射过，更适合死者而不是生者。”

　　细菌理论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相反，长期存在的瘴气理论认为，疾病是“坏空气”的结果。因此，卫生改革者开始呼吁对城市空间进行彻底改革，包括改善通风。“充足的新鲜空气、适宜的温度，是每个地方健康的首要条件，”纽约公民协会(Citizens’Association of New York)在186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纽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限制不通风的地下公寓;要求窗户通向室外;并在建筑物之间提供更多的空间。其他城市和州制定了新的建筑规范和通风标准。1895年，美国供暖与通风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and Ventilation Engineers)会长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宣布:“通风仅次于神圣。”

　　(改革者的动机并不完全是善良的。镇压社会动荡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行动，而贫困社区与疾病和混乱的联系也导致了贫民窟的清理。)

　　医院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驻扎在一家肮脏的军事医院的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改革工作。这位护士相信“来自外界的空气”具有治愈的力量，她帮助推广了亭台式医院，这种医院的特点是病房又长又窄，每面墙上都有一排敞开的大窗户。

　　“整个建筑的设计都是为了促进新鲜空气的流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建筑历史学家安玛丽·亚当斯(Annmarie Adams)说。

　　户外空气成为结核病治疗方案的一部分，激发了疗养院的设计灵感，并推动了一场露天学校运动，学生们在屋顶、军队帐篷和渡轮上上课。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的历史学家e·托马斯·尤因(E. Thomas Ewing)说，当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到来时，官员们扩大了这种做法。一些传统教室开始开着窗户，临时露天医院出现了，报纸上刊登了医生认可的“冬季窗纱”广告。

　　在芝加哥，卫生检查员检查了教堂的通风情况。公共卫生部门在191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许多牧师用传染病的话题取代了他们的日常经文，几乎所有人都把新鲜空气和阳光的治愈能力编织进了他们日常布道的主题中。”

　　很难证明通风更好的建筑产生了影响。在纽约实施了全面的卫生改革后，总体死亡率和某些疾病(如肺结核)的死亡率确实下降了，尽管这些收益不能仅仅归功于通风。

　　尽管如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研究得出结论，改善通风，包括通过打开门窗促进自然通风，可以降低许多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包括结核病和流感。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Covid-19患者置于受控室;当他们增加通风量时，空气中的病毒载量就减少了。

　　但是，就在新鲜空气疗法取得进展的同时，其他的发展也为它的消亡埋下了阴影。

　　随着科学的进步，洗手和化学消毒等措施成为减少病原体传播的关键策略，尤其是在手术室等环境中。有一段时间，这种方法与露天策略共存。“有些医院会把空气清新的病房放在一边，”独立建筑历史学家珍妮·基萨基(Jeanne Kisacky)说，“他们会把外科病人的封闭病房放在另一边。”

　　但其他医学进步很快扭转了局面:抗生素和疫苗成为控制传染病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让像开着窗户这样简单的事情变得古怪起来。

　　“在学校、医院、工作场所和家庭，对新鲜空气的渴望已经被其他优先事项所取代，”建筑师卡尔博士说。“其中最主要的是气候控制。”

　　1902年发明的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普及。与此同时，公众开始注意到室外的空气并不总是新鲜的;致命的、持续数天的雾霾袭击了城镇。到20世纪中叶，人们对室外空气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你会从‘南丁格尔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它是自然的，是健康的’变成‘它充满了灰尘和污垢，我们不想要未经过滤的东西，’”基萨基博士说。

　　从健康到舒适的转变也反映在通风标准上，通风标准开始强调室内空气质量，通过引入足够的室外空气来确保建筑物不会发臭。通风率下降，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期间进一步下降，当时建筑物的密封更加紧密。“事实上，”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建筑工程师詹姆斯·罗(James Lo)说，“在新冠肺炎之前，人们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减少通风量，因为人们不想浪费能量。”

　　在今天的美国，美国采暖、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ASHRAE)制定了广泛使用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并规定了最低通风量。专家说，实际上，这些比率通常决定了建筑物的设计方式，而不是它们的日常运行方式，许多建筑物提供的新鲜空气比它们设计时提供的要少。

　　该标准对可接受的室内空气质量的定义是，空气中没有“已知污染物”的“有害”水平，并且至少有80%的居住者对此感到满意。但传染病并不是重点。

　　“它没有说，‘当季节性流感流行时，或者当出现像Covid这样的新型流行病时，这种水平的空气质量是否能保护你免受感染的风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建筑工程师、ASHRAE流行病工作组主席威廉·班夫莱斯(William Bahnfleth)说。

　　这种情况终于改变了。ASHRAE正在制定一项新标准，重点是减少空气传播的病原体，该标准适用于新建筑和现有建筑。它不仅包括空气交换的速度，还包括过滤器和空气净化器的使用，这可以非常有效地从空气中去除颗粒。(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通风指南也涵盖了过滤器和空气净化器。)

　　虽然重点是传染病，但许多相同的策略应该提供保护，防止野火烟雾或其他可能渗入建筑物的污染物。但班夫莱斯博士说，除非以某种方式激励或执行这些新建议，否则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他指出，政府对室内空气质量几乎没有监管。他说，一些政府机构“需要承担一些责任”。

　　专家们说，我们有机会发动一场针对恶劣空气的新战争，这场战争将借助19世纪卫生改革者无法获得的工具和技术。但关键的洞察力和充满活力的精神是不变的。“我们的建筑，”哈佛大学的艾伦博士说，“应该被视为一种公共卫生工具。”

　　艾米丽·安特斯(Emily Anthes)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她专注于科学和健康，报道的主题包括冠状病毒大流行、疫苗接种、病毒检测和儿童Co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