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大流行让我们痛苦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更痛苦

　　感觉痛苦吗?忘掉心理学家吧，只有经济学家才能读懂症状并给出诊断——使用他们工具箱里的一种流行工具——指数化。于是出现了痛苦指数。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一指数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新冠肺炎时代，当时我们似乎普遍担心自己的健康和经济未来。

　　该指数的作者、经济智库CEDA简洁地描述道:“澳大利亚人正经历自2011年以来最漫长的经济痛苦时期。”

　　痛苦指数受通货膨胀(即消费者价格指数)、失业率和利率的综合影响，再加上一点GDP。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该指数在2022-23年有所改善，但我们的痛苦程度再次上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个季度的上升似乎受到了随着经济持续疲软而缓慢上升的失业率的影响。

　　这凸显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Michele Bullock)面临的艰巨任务，她正试图平衡通胀造成的痛苦和高利率造成的痛苦。

　　保持经济增长的愿望和保持强劲就业水平的愿望也使这种平衡变得复杂。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周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这反映出央行试图确保最大的经济毒药——通货膨胀——继续其缓慢下行的轨迹。

　　也就是说，在短期内，这不会让许多有家庭债务的澳大利亚人更快乐，也不会减轻痛苦指数。

　　不幸的是，布洛克应对这一挑战的唯一工具——提高利率——也会带来痛苦。正如该指数清楚显示的那样，自2022年5月以来的13次加息和通胀的综合影响是悲惨的，”CEDA关于痛苦指数的研究报告表示。

　　痛苦是任何政府的大敌，尤其是一个即将面临大选的政府。主流的经济智慧是，政府最近采取的降低租房成本和降低能源消耗费用的举措，以及引入第三阶段减税措施，旨在短期内减轻痛苦，但可能会加剧更普遍的通货膨胀。

　　同样，苦难是任何反对派政府的盟友，他们可以通过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政府来获得支持。

　　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周二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也支持了“痛苦指数”的调查结果。

　　益普索金融环境报告发现，由于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居高不下，对生活水平满意的澳大利亚人比例继续下降。

　　CEDA和Ipsos指出，不同人群的痛苦程度和满意度各不相同——大致分为有净储蓄的老年人和有抵押贷款和租金的年轻人。

　　CEDA指出，通货膨胀、利率和失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

　　那些完全拥有自己住房或在银行有大量存款的幸运儿将从更高的利率中受益。

　　但高通胀对收入较低和固定收入人群的伤害尤为严重，他们应对物价上涨的财务回旋余地较小。

　　Ispos唱的是同一首歌。

　　益普索(Ipsos)公共事务总监本?布朗(Ben Brown)解释说:“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目前对生活标准的满意度存在巨大差异，这凸显了利率上升的影响，在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情况下，更高比例的X一代承担了相对较高的抵押贷款。

　　“另一方面，婴儿潮一代更有可能已经付清了大部分贷款，甚至还清了他们的抵押贷款和积累的储蓄，因此更有可能成为更高利率的受益者。”

　　好消息是，当利率真的开始下降时——乐观主义者预计最早可能在11月——那将是因为对抗通胀的战争基本上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衡量幸福指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