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动摇时，谁来负责？

　　14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次政府活动中死亡，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作为回应，邦政府宣布向每个受害者家庭赔偿50万卢比。

　　不幸的是，我们印度人已经看到这种剧本上演了很多次。首先，我们经历了官僚主义的冷漠，从文书工作的小麻烦到对我们权利的重大侵犯。然后，我们有时会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临时的、不科学的货币补偿。最后，悲剧在几周后从媒体的聚光灯下消失了。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没有面临足够的压力来做好他们的工作。相反，公民们会变得厚脸皮，要么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脆弱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的不便，要么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度的陌生人身上。然而，要求政府做得更好不仅是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也是我们对国家建设的贡献。

　　例如，两位政治学家研究了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问责制和绩效，他们把政府比作嘈杂餐馆里的服务员。服务员可能不喜欢吵闹的顾客，就像政治家不喜欢吵闹的公民一样，但噪音是获得服务的必要条件。

　　在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中，这种冷酷无情的问责缺失最为明显。在印度监狱里，近70%的人没有被定罪，而是在等待判决。这些人不是临时访客——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近1.6%的人(约5000名在押人员)等待审判的时间超过5年。这种拖延往往有很容易避免的原因，例如没有车辆或人员将未审案件告上法庭。然而，政府系统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弥补这些差距。

　　即使是那些明确提供公民赔偿的计划也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例如，我们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规定，将向申请工作但尚未获得工作的合格公民提供货币补偿。然而，愤愤不平的公民通常不会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看到这一点。例如，旁遮普省自2006年该计划启动以来，从未发放过一笔失业津贴。当政府不能对自己通过法律向公民做出的承诺负责时，就会导致信任的侵蚀，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造成这种普遍冷漠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需要更深入的干预。一座从殖民时期借来的政府大厦，其基础设施不足以满足当今印度人所期望的抱负和责任。在与法律和秩序有关的问题上尤其如此，1861年的法律几乎启发了我们所有的警察法律，它甚至没有口头上支持公民参与或问责制。虽然我们通过每五年一次的选举建立了强有力的问责制，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一种日常问责的文化。

　　公平地说，各国政府已经尝试过这样做。例如，《信息权法》规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公民提供信息的官员将被处以每天250卢比的罚款。然而，在查询的重压下，系统正在努力执行。截至6月，印度各地有超过31.4万起上诉在RTI下悬而未决。因此，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使政府对其失误负责，并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设想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建立对政府各种职能的独立监督。例如，纽约设立了一个平民投诉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市民对警察不当行为或高压手段的投诉。该委员会有100多名调查员，他们并非来自警方，因此。可能不那么有偏见。在2001年至2020年期间，该机构建议对3188名警察采取纪律处分，包括解雇其中7名警察。

　　加强问责制的另一个杠杆是创造透明度，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绩效评估。私人公司通常使用净推荐值等指标来衡量客户满意度。印度是时候收集这些数据来评估政府部门的表现了。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奖励那些有效执行任务的官员——例如，通过更快地晋升到更重要的部门。

　　归根结底，政府问责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到法律、态度和激励机制的影响。正如RTI和lokpal运动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变革将是渐进式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一个僵化的官僚机构将是缓慢的，往往不愿意回应我们的愿望。通常，餐馆里吵闹的顾客最终会占上风。

　　(本文作者Subhashish Bhadra是俱乐部的董事，也是《笼中的老虎:政府是如何阻碍印度人前进的》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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